群岛文学论坛

 找回密码
 注册

QQ登录

只需一步,快速开始

搜索
查看: 3736|回复: 1

王蒙:永远不要说文学要衰微了

[复制链接]
发表于 2020-3-16 07:52:41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王蒙:永远不要说文学要衰微了
——中央电视台纪录片《花城》访谈实录

  文学期刊是文学史的一个侧影,它承载着文学与时代的记忆,折射出社会语境的变迁,更展现了一个时代的风骨。2019年,中央电视台《探索·发现》栏目以《花城》杂志创刊四十周年为契机,用文学期刊的四十年切入中国文学的四十年,审视当代文学的流变与走向,拍摄了电视纪录片《花城》。

  《花城》诞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前沿阵地广东,见证且建构了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。该纪录片的拍摄历时三个月,深入采访了多位与《花城》渊源深厚且密切相关的作家和评论家,立体呈现文学创作现场,回溯文本内外的故事,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素材。

  本刊特此将采访内容整理成文,开辟专栏“纪录片”,予以刊发留存。—— 编者按

  1979年的全国文学刊物热潮

  导演:1978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时代的符号,那个时候“文革”刚刚结束,应该说各条战线百废待兴,思想战线在当时是首战破冰的前端。那文学刊物当时经历了怎样的恢复和繁荣呢?讲讲当时的情况吧。

  王蒙:我想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。1979年,有一批新的文学刊物涌现,一是原来老的刊物像《收获》《上海文学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得以恢复;另外有一批新的大型刊物,篇幅比较大,每一期能够刊登好几篇中篇小说的刊物开始出现,前后顺序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。有北京办的《十月》,上海原来就有的大型刊物、由巴金主席担任主编的《收获》,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《当代》,以及在广州,有广东人民出版社办的《花城》。这个我印象最清楚,而且是源自海外的说法。1980年我在美国待了4个月参加一个活动,在美国的那些华文报纸上就提到了现在中国的刊物有“四大名旦”,指的就是北京的《当代》和《十月》,上海的《收获》,广东的《花城》,证明当时影响很大。另外还有南京的《钟山》,安徽的《清明》,等等,这一类的刊物也有相当的影响,但是比较起来,前面说的这四本刊物影响比较大,这是事实。

  导演:那为什么在1978年,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,文学界会涌出来这么多的文学刊物呢?

  王蒙:我想,这和当时的文学作品处于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地位,以及文艺家比较敏感有关。文艺家在自己的作品里面,表达了人民对中国社会发生过的事情的一些态度,爱憎、臧否,欢迎或者是否定,所以这些刊物都曾经一度非常的畅销,销量曾超过了百万册。《人民文学》杂志我比较熟悉,我在那当过主编,最高的时候发行过一百五十万册。所以人民还是关心,且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来看世道,看民心,尤其是看看知识分子对时代、对社会的发展有些什么样的期待,有些什么样的愿望。

  广东经济与文学中的沿海新声

  导演:从《花城》的创刊号开始,包括《班主任》等等作品中可以看出,当时 “伤痕文学”或者“反思文学”,一度占据了主体,这是一种怎样的文学,请您讲一下。

  王蒙:我想这实际上就是宣告了动乱的结束,宣告了中国将要走上一条有所不同的发展道路。在某种意义上,它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序曲,是对改革开放的一个呼唤和期待。

  导演:能不能形容这种文学的繁荣、艺术的繁荣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始呢?

  王蒙:是的,当然。当时形势变化,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,也是必需的了,在文学上,可以说也发出了解放思想的声音。

  导演:对。全国那么多的刊物,东南西北中,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广东。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,广东是沿海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,与此同时,出现了文学上的新声。请您解读一下这种现象。

  王蒙: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,广东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有“排头兵”的地位,当然一个原因是拥有靠近港澳的地域优势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,得到了港澳爱国同胞的大力支持,包括企业家们的支持。深圳特区的兴建让我们的国家从广东开始,有一股清新的风吹过来,所以我想这个现象和地理位置也很有关系。大家甚至于会回忆到那个时代:忽然,北方的广东馆子比过去多了,电视节目里会讲广东话的人也比过去多了。

  我还要谈一点,我有一个特别的体会,《花城》编辑们特别注意和作家们的团结、交流、沟通、来往,特别注意做中青年作家的工作。我到底去过(广东)多少次我已经不记得了,《花城》经常邀请我们。尤其有两拨人,一拨是北京的,年龄大的有《青春之歌》的作者杨沫,年龄比杨沫年轻一点的包括刘心武、我、谌容等等好多人;一拨是湖南的作家,韩少功,水运宪《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》的作者叶蔚林,常常被邀请在广东聚会,也到深圳去。所以我们那时候对深圳很熟悉,包括现在的第一个航空母舰舰身,原本是深圳的一个水上游乐场,我们当时也都见过。所以,广东文学刊物跟地域的关联很密切,但又不限于地域,因为都是中文,文字通行,它的发行也不局限于广东,我估计《花城》在内陆发行量一定超过在广东的发行量。同时,我觉得这和人也有关系,当时创办、主编《花城》杂志的苏晨先生、李士非先生、范若丁先生、谢望新先生,他们本身都有一种解放思想的热情,很愿意在《花城》这个杂志上能够有一些探索开拓,有一些新的面貌,所以他们也起了关键作用。

  导演:天时地利人和。

  王蒙:您说对了。

  含蓄不张扬的两部作品

  导演:您有多部作品在《花城》发表,比方《黄杨树根之死》《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》《焰火》《选择的历程》等等,有些什么在记忆深处的故事吗?可以聊聊。

  王蒙:《花城》所代表的一种思想的气氛,改革开放的气氛,走向文学探索、文学开拓的气氛,对我来说也是有鼓励的作用的。比如像刚才您谈到的一系列作品,我个人印象尤其深刻的、在我的作品里也是非常重要的,一个是《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》。虽然这篇好像在评论界并没有人特别注意,但是我个人是很重视这篇小说的,写的是一个物品,但是从这个物品,从一件衣服上,相当含蓄地写了社会的变迁,人们的思想面貌、精神、情绪、心理的变迁。我觉得写得比较内敛,写得比较含蓄。还有一个就是《虚掩的土屋小院》。

  就我整个创作来说,文学的风格上,有些作品写得相当张扬。可是《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》和《虚掩的土屋小院》都是以含蓄为特点的,所以我个人对《花城》上发表的这两篇作品是不会忘记的,非常珍视这样的发表机会。

  导演:《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》从题目来讲就非常有质感,具体从一件衣服反映了哪些变迁的事情,您能讲讲吗?
  
  王蒙:20世纪50年代,女主人公得到了一件当时与众不同的紫色的绸子衣服,她都不舍得穿,也找不着适当的场合穿,后来由于社会的变迁更没办法来穿它,就把这个衣服完全收到箱子里面了。等到最后社会又变迁了,又变回来了,变得比较正常了,比较开放了,她想穿这件衣服,但是她发现新的各式各样的衣服都已经出来了。人生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,有些事走得靠前了,你做不成,等到你觉得你能做了的时候,你走得已经不是靠前的了,不前卫了,你已经落后了,已经是老一辈的了。因为世界与时间是不待人的,世界本身也不断地发展变化,我想这是很有趣的一种感觉,也是一种人生的况味。

  导演:而且以小见大,从中看到了社会的变化,人的观念也在变化。您写这个小说是在什么时代背景下,您想表达什么样的内心?

  王蒙:这篇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。但是对我来说呢,我已经历了许多的变化。以我的年龄来说,我出生3年后,北京就被日本侵略军所占领了;在我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,日本就投降了,美国军队还经过北京,他们首先是从天津进来的。然后,是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斗争,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,这以后,又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,各种各样的变化。所以,可以说我已经几经沉浮,已经几经变化了,在这个里边有一种变化的感觉,有一种沧桑的感觉,有一种一会儿太靠前了、一会儿又落在后面的感觉,我觉得这也是很富有小说感的一件事情。

  导演:是人与时代、人与社会的关系。

  王蒙:是的。

  导演:我还看到您写的《恋爱的季节》《选择的历程》等几部小说在《花城》发表。

  王蒙:《恋爱的季节》是季节系列的第一部。

  导演:那您可以谈一下《虚掩的土屋小院》或者是《恋爱的季节》反映了什么。

  王蒙:《虚掩的土屋小院》也是写我在新疆的经历,我写在新疆和我的老房东一块儿生活了8年。他是少数民族,年龄比我大,而且是文盲。从小说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人生的一些把持,一些认识,一些体会。至于发在《花城》,包括后来的《这边风景》,原因很简单,我和花城出版社的各层编辑,包括它的总编辑、主编、责任编辑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,当我有一个什么想法、计划的时候,容易得到《花城》方面的支持,我也非常感谢《花城》给我的支持,所以这些稿子就很容易就向《花城》这个路子上走了。特别是我的《王蒙自传》三部曲,包括《半生多事》《大块文章》《九命七羊》,也都和花城社关系密切。

  导演:您在新疆多年,而且又是艰苦的岁月,一个文盲比您年长,您试图想解读他的心灵密码,请您讲一讲体会和感受。

  王蒙:我在新疆16年,其中在伊犁的农村参加劳动6年,前前后后我的户口在新疆16年。如果说最大的感悟,用现在的词来说,就是以人民为中心。真正接触到农民,而且是少数民族的农民,他的文化跟你不完全一样,但是,他们是闪亮的、真诚的人。我现在常常讲一个故事,我到伊犁的农村里去,我跟他们语言不通,很少能够交流。我住在农家的一个4平方米的、只能睡一个人的房间里。我去了以后,来了两只燕子在房梁上做窝,当地的农民就说,来了一个善人,来了一个好人。我这个房东心特别善,说他这儿已经有7年没有鸟儿、没有燕子做窝了,老王一来,这俩燕子就过来了。是不是通过燕子做窝就能考察人的道德品质、心术如何呢?这个我们不去讨论它,我们也不能建议组织部门考察一个人先看看他家有没有燕子的窝。但是,它表达了人们通过一个途径,对并不相识的、从北京来的一位朋友、一位中年人表达认可、欢迎、善意,这个事必须承认、必须记得,从中我也确实感觉到劳动人民身上的一些优秀的品质,善良、勤勉、节俭,这些地方都是让人难忘的。

  对于我这样一个城市的人、一个一直在北京生活的人来说,一下子去到很遥远的边疆,少数民族的农村,确实也是开眼界、见世面。毛主席当时的说法叫“经风雨、见世面”,我觉得我这也算“经风雨、见世面、长见识”。

 
回复

使用道具 举报

 楼主| 发表于 2020-3-16 07:52:57 | 显示全部楼层
 导演:这些经历,尤其是您到了新疆、离开了城市这些生活经历,接触的人、事对于您以后的创作有什么影响?对您创作理念产生了什么影响?

  王蒙:最直接的感受,就是对人民愿望、人民情感、人民的生活态度的了解,他们不娇嫩,最喜欢用实践来判断。后来我们不是讨论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吗?其实边疆的农民,他只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,你讲得再好,用处有限。他要实际上观察一个人,观察一件事,那是很有意思的事情。

  导演:这也就使得您在创作中坚持了这样的理念。

  王蒙:是。

  导演:关于《花城》,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?

  王蒙:我觉得《花城》很注意文学的探索和前卫性,相对来说尺度宽一点。比如说,残雪的一些作品,有时候在有些地方就不太被接受,但是我做了某些介绍,《花城》对她的支持比较多一些,《花城》有相对开放、前卫的一面。

  导演:文学要前卫,要有探索性?

  王蒙:那当然了,因为文学既是纪实的,又是幻想的、虚构的,那么纪实、幻想、虚构之间平衡到什么程度?永远在探索。而且,文学不能重复。比如说画画,你白菜画得好,你可以画十幅白菜;你唱歌,白菜歌唱得好,你可以唱一百场,都唱这个歌。但是文学很困难,你不能说你有一篇白菜散文写得好,从此你这一辈子就光写内容相同的白菜散文,所以文学对探索、对开拓、对创新的要求超过了其他的艺术作品,所以在文学探索中,也有人所谓“走上极端”。

  导演:极端?

  王蒙:极端,变得读者看不懂你到底在说什么。也有这种麻烦的事。所以这是很不容易掌握,适可而止,不能太过分,弄成稀奇古怪的也不行。

  导演:看不懂。

  王蒙:对。

  导演:最后作者看懂了,谁也看不懂。

  王蒙:最后作者自己也不懂得,写完了自己也不明白。

  导演:有点蒙人的感觉。

  接受40年时间的考验

  导演:《这边风景》有着特殊的创作背景,随后也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,茅盾文学奖在中国是一个让人十分仰慕、也是非常崇高的一个奖项,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,一定在国内拥有一个大家认可的地位,请谈谈这部作品和这部作品背后的故事。

  王蒙:《这边风景》是我在“文革”的中后期开始写的。1973年开始酝酿,最后定稿是在1978年,这个时间“文革”已经结束,当时,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在对“文革”动乱的否定上,所以这个书不是非常合乎时宜,就放下来,一放放了将近40年。40年以后,大家都会冷静下来再看一看,这里面的内容,尤其是伊犁地区维吾尔农民的生活,包括他们的历史沿革,发生过的各种事情,都是很有意义的。这个作品写了那些人物、故事,尤其是维吾尔人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从我的年龄上来说,是我的盛年之作。1973年我39岁。我从39岁写到79岁,79岁发表。这本身也很好玩,从好的方面来说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,经受了40年时间的考验,它不是一个凑热闹的或一时跟风的书,它对于生活和现实的描写还是立得住的。有朋友说,感觉看到了维吾尔人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因为我写到他们怎么劳动,用什么工具怎么打草,怎么饲养,怎么样宰牛宰羊,怎么样过节日、出工,怎么样恋爱、结婚、洞房之夜……

  导演:众生百态。

  王蒙:以及,怎么样跟国外的颠覆势力发生矛盾和影响,和各民族之间既有亲密团结,也有坏人的挑拨离间等等,挺全乎。

  导演:接受了什么样的考验?

  王蒙:接受了40年的考验,等我领奖的时候已经是42年后了,花城出版社出书两年以后才评奖(2015年)。所以我说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。

  导演:就是这40年的时间,也折射了中国社会40年来巨大的观念变化。

  王蒙:对对对,也反映了我和《花城》的深厚友谊、密切合作,多年来各个方面我都能得到《花城》的支持和帮助。

  导演:《花城》就变成你的一个朋友了。

  王蒙:当然。

  永远不要说文学要衰微了

  导演:“花城文学奖”是1983年设立的,今天回过头来看,当时《花城》作为一个创办不久的文学刊物,有这么多作家、作品,后来甚至获得了一流的大奖包括茅盾文学奖、诺贝尔文学奖等等。这个刊物当时是不是已经具备了很深厚的文学价值理念?

  王蒙:是,我们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,我们所谓比较高雅的或者是纯文学的传播,重点得靠文学刊物。现在的文学传播大概这么几个渠道,一个是网络文学作品,数量非常大,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到底一年有多少部新的作品出来,他们写得非常快,每天都有几千字上万字的新内容在那,每天都得有。

  导演:挣流量。

  王蒙:流量特大。这是一种。还有一个渠道,是出版社。出版社也出很多纯文学的作品,但是出版社追求畅销书,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它必须有畅销书,它没有畅销书很难,良性循环都做不到。因此,就变成了我们纯文学的作品(传播)是靠刊物,当然有《花城》在内。单纯从销量这一点考量,探索性的、开拓性的作品不一定被群众所接受。

  导演:上一届“花城文学奖”您亲自去领奖了吗?

  王蒙:对。

  导演:我觉得这个挺有趣,耄耋老人去了遥远的南国广州领“花城文学奖”,而且是一部40年前作品,您那一刻的心情是什么?

  王蒙:“花城文学奖”此前我去领过两次,从文学的角度上说,广州是吸引人的一个地方,我跟广东许多老一辈的作家很有感情,比如说河源的萧殷。萧殷在北京中国作协工作的时候帮助了我,支持了我的《青春万岁》的修改和出版,所以我不管走到什么地方,我都要提到萧殷是我的恩师。还有黄秋云、秦牧、陈残云等老一辈的作家已经跟我有很深的感情。后来这些年,比较年轻的,尤其是花城出版社和《花城》杂志,刚才我提到了李士非、范汉生、田瑛、文能,还有现在的朱燕玲,《花城》的大仙女。《花城》编辑部有七仙女,她是大仙女。

  导演:仙女下凡。

  王蒙:我和他们都有很好的文学情谊,所以这也是我很高兴的事情。大概每隔两三年,我一定会去一下广州,去深圳、珠海,中山我也去过一次,都是我喜欢去的地方。

  导演:广州,人们都向往,是一个南国明珠。最后一两个小话题,一个是您觉得文学对当下的价值是什么?还有一个,就是新媒体语境下,尤其改革开放以来,人们“物质至上”的情况下,文学在边缘化的状态下,我们社会应该对文学持一种什么态度,文学对我们有什么作用?我们需要认识这个问题,因为现在是模糊的。

  王蒙:现在新媒体和多媒体的发展,对文化来说是有一定冲击的。很简单,比如以前谈《红楼梦》的人都是看了《红楼梦》的,现在谈《红楼梦》的人大部分没有看《红楼梦》,但是看电视剧了,是不是?你要单纯从受众数量来说,电视剧比小说要多得多,几十倍、几百倍,在我年轻的时候,那时候一周只休息一次,我都是用来看小说的。可是现在到了周末,我看电视、上网、看手机的时间,比读书的时间还多了一点,我实话实说。我知道有这些问题,但是不管什么情况下,在各种艺术门类之中,文学仍然是最重要的。原因在于:

  第一,文学是思维的艺术,是语言的艺术,语言是思维的符号和工具。这个世界上的心理学专家、文学专家、医学专家、教育学专家几乎——其实也有一点争议——认为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符号的运用的。不可能是裸思维,裸思维占的比例非常之小,所以语言的发达造成了文学的发达,文学的发达造成了思维的发达。

  第二,文学是艺术里面的硬通货。比如说你听一个交响乐,有人说听得懂,有人说听不懂,那么音乐家就要给你稍微解释一下,他这个解释就是文学。他告诉你,比如说被贝多芬《第九交响乐》的特点是什么,他告诉你布拉姆斯的《第一交响乐》或者《提琴协奏曲》是什么,他必须用语言来给你做解释。编排一个舞剧,你也得先写一个脚本,拍摄一部电影得先有一个剧本,甚至于搞一个建筑,得写一个报告,当然还得有图表。所以说,语言文字是硬通货,它贯串在各个这种艺术门类之内,甚至于是在各种艺术门类之前,已经先有一个语言文字的东西。所以,文学在受众数量上没办法和版画、舞台艺术、网络艺术、荧屏艺术相比较,但实际仍然起着非常根本的基础作用,所以永远不要说文学要衰微了,不可能的。没有文学的头脑,没有思维的意识感觉、艺术思维,就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艺术。

  导演:非常好,谢谢了。

  来源:《花城》2020年第1期 
  作者:王蒙 温晨(导演) 
回复

使用道具 举报

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| 注册

本版积分规则

小黑屋|手机版|岱山作家协会 ( 浙ICP备09007202号

浙公网安备 33092102000102号

GMT+8, 2020-9-22 02:52 , Processed in 0.054784 second(s), 20 queries .

Powered by Discuz! X3.2

© 2001-2013 Comsenz Inc.

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